2020年，恰逢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5年。近日，“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在故宫博物院隆重召开。会议由故宫博物院联合中国历史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博物馆的近200名专家学者与会。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尼泊尔等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以提交论文或视频发言形式参加会议。

　　开幕式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主持。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致开幕词。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朱诚如作了“紫禁城与王朝气象”的主题学术报告。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60余篇，包括明清国家治理、明清中央与地方研究、宫廷建筑与艺术研究、明清文物典藏研究等方面，涵盖了明清史研究各领域。此次会议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学术盛会，其讨论聚焦以下方面。

　　明清治国理念。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总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完成的。因此，对政治观念、政治心态、政治行为模式的研究，成为准确认识一个时代政治本质、从精神生活角度了解其盛衰成败根源的重要途径。中国历史研究院赫治清认为，清前中期的国家治理仍属于传统国家治理范畴，中央集权体制不仅在清代而且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财政思想也是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院李成燕认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正式确立了养民、节用、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并为其继承人所遵守，其本质在于以“节”为主，很少考虑“创”财富。清华大学倪玉平将清朝财政治理置于“大分流”视野下进行考察，认为清朝前中期财政治理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直到晚清时期，清朝财政体制仍然保持了顽强的自我调适能力。

　　明清边疆治理。明清时期尤其清代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版图，有效的边疆治理正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必然途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马大正认为，清前期的边疆治理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西北边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青海师范大学杜常顺通过对清代甘边地区抚番厅的考察，认为抚番厅治理属于国家与地方权力的共治，突出特点就是“以番治番”。兰州大学聂红萍认为，清朝在新疆地区的管理模式是应对新疆局势发展变化的结果。西北大学陈跃认为，新疆治理体制的演变是清政府对回疆局势研判的结果。

　　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建设是明清时期中央与地方互动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西南大学陈宝良通过对明清两代访察体制的分析，认为访察体制与地方治理密切相关。复旦大学张海英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驻镇同知、通判职能的考察，认为同知、通判的管理区域大都超出了其所在县辖驻地，管理权限较之属地县令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也造成了其管理体系的复杂性。

　　宫廷建筑与艺术。紫禁城作为中国传统宫廷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物之一，对了解明清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此次会议中，紫禁城相关问题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凤阳朱元璋研究会夏玉润认为紫禁城与元大都宫城同城同址。故宫博物院李燮平认为清代对明代宫阙制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杨新成依据清宫档案，将清代紫禁城布局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顺治至雍正朝、乾隆和嘉庆朝、道光至宣统朝；王军认为紫禁城以《周易》经传为根本遵循，并对经传内容作出了匠心独运的空间阐释。

　　明清文物典藏。故宫博物院任万平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清代宫廷遗存的文物典藏相互之间构成一个文化整体，其价值具有立体多元的典型特征。文物典藏研究也成为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呈现出研究者阵容强大、涉及领域广泛、研究层次深入的特点。相关专家学者共提交相关学术论文49篇，占全部学术论文的近三分之一。其中，故宫博物院赵国英通过对明末清初特殊社会条件下私家书画鉴藏特点的探讨，认为清初出现了私家书画鉴藏史上的繁盛时期，而这种繁盛又如昙花一现，至乾隆时期，私家所藏书画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府。故宫博物院王子林分析了交泰殿大自鸣钟和铜壶滴漏的来源与历史陈设变化，认为大自鸣钟于康熙时从御花园挪进交泰殿里，乾隆帝为交泰殿添配了铜壶滴漏。

　　闭幕式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主持，朱诚如致闭幕词。朱诚如指出，此次学术论坛是一次空前的学术盛会，明清史学界与文博学界相互交流，有利于开展多学科、多角度、多元化的综合研究，代表着学术研究的新趋势。会议汇聚了明清史学界的一流专家学者，有助于引领学术发展的前沿。